曹金玲——于微光之处见人生

在当今的社会上，纪录片被附加的东西太多，

它是一种精神象征，也是一个追求性价比最大化的产品。

它是一个使命多元化的工具，也是一种直观的表达。

历史只有在被观看时才能成为现实，而现实只有在被拍摄时才能成为历史。

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在最初的时候，纪录片就是“记录真实”用的，

这决定了它要负担的原始使命总是比其它艺术形式来得更直接，目的更明确。

人生第一次拍纪录片的曹金玲，她又是用怎样的笔触来诠释纪录片的呢？

一、曹金玲的电影征途

她一边走一边想，我在心里数50个数，50个数之内我如果后悔，就回到监狱。

继续做一名体制内的狱警，过高尚而不愁温饱的生活。

她刚刚数到10，自己就已经出了监狱的大门。

尽管做过狱警，但曹金玲并没有那种女警察的飒，

相反，她说话温柔，不急不缓，倒像是个幼儿园老师。

大学期间，曹金玲学的是经济学，毕业之后到北京考公务员，进了公安局工作。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强制戒毒所。

经常接触在戒毒所戒毒的人们，他们的痛苦和希望点燃了曹金玲写作的梦想，她开始记录身边的人和事，她的才华很快被公安局发现，于是她又被调到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工作。

在新的岗位上，更加让她有创作的动力，她还做了一个天大的决定：去考中戏的博士。

“当时的困难非常大，因为我本科学经济、硕士学管理，戏剧专业可以说是零基础，考博其实意味着先自学完这个专业的本硕课程。”

一边上班一边复习，曹金玲回忆起来，那段时间过得格外艰辛。

“要保证足够学习时间，还要上班，几乎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即使这样，第一年曹金玲也没考上。

既然都已经那么辛苦了，再辛苦一年又何妨？

苦苦复习了一年，她终于如愿考入戏剧理论家谭霈生导师名下。

黑格尔《美学》、康德《判断力批判》、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等等，还有谭霈生先生《论戏剧性》、《戏剧本体论纲》，教会她关于戏剧创作最重要的一句话：“意义内在于情感，情感内在于形式。”

中戏毕业后，曹金玲又连续两年参加了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的编剧课程和导演课程，参加“救猫咪”等剧作工作坊，几年来收获颇丰。在这些创作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曹金玲先后完成了《我的早更女友》、《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七十七天》、《莫尔道嘎》等电影剧本的创作。

不知道为什么，记着谈起曹金玲的丈夫，她总是会红了眼眶

在采访中我们也得知，她的丈夫是一位户外探险爱好者，夫妻二人聚少离多，但感情是非常好的，丈夫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曹金玲的性格与创作。

二、勇敢接下《武汉日夜》

曹金玲永远不会忘记恩师的谆谆教导：你要做的事情，是对当下的时代进行关照、反思。要以温厚、包容的态度和人文精神真诚的关注普通个体在社会历史政治变迁中的命运，关注他的追求与挣扎，关注他的喜怒哀乐，用悲天悯人的情怀来表达出你最真实的情感。

她的以往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的情怀。

比如她担任编剧的影片《77天》时说：我自己在创作中一直尝试使用一为“道”，一为“术”的理论和方法。

2020年4月中旬，她受邀参与到《武汉日夜》的创作团队之中。

那个时候《武汉日夜》的主体素材视频都已经拍完了，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细碎镜头。

有脸上被勒出伤痕的护士，有移交遗物时不停道歉的工作人员，也有拼了命想要活下来却未能如愿的病人，还有一些医生奋力抢救病人的这些素材

一开始是为了做抗疫节目用的，但素材越来越多，剧组就决定统筹起来剪一部纪录片。

1905电影网的领导看到了曹金玲的上一部电影《莫尔道嘎》后，觉得这位导演不简单，立刻就找到了曹金玲，邀请她担任编剧和导演。

曹金玲从来没有做过纪录片，但是温柔的外表下难掩骨子里的勇敢，她接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

你肯定有疑问了，在这个时候，这种片子必定是热点，加之又有一千多小时的素材，说是香饽饽还差不多。

为啥要称作是“烫手的山芋”呢？

首先，对于这样一部宣传色彩较浓的官方纪录片，观众很容易还没看便敬而远之。

因为2020年我们看过太多的新闻，太多的短片，微博、抖音、各大视频网站从来不缺抗疫题材，而纪录片的方式就注定了不能弄出什么花样来，对于这些珍贵的素材，这当然是一种遗憾。

其次，影视作品，不是取悦，更不是让人抵触。过于考虑观众，其实是内心的恐惧与不自信；过于考虑观众，是害怕和你的人物交往，去接受真正的自己；过于考虑观众，反而是不尊重观众。

曹金玲时不时会陷入这种矛盾里。

后来，通过观看素材里的片段让她茅塞顿开：“做一部纪录片电影不能不去探讨生死，而是要规避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在最主要的结构和内容上都在探讨“死亡”，与“死亡”作斗争，那么另外一条线就是在探讨“生”。

这条线不是单纯探讨志愿者的故事，不只是接送孕妇和新生儿这么简单

从整个的架构上来说，它更像是“一阴一阳”“一日一夜”“一生一死”，它讲的是整个日夜轮转、生生不息的内在意义。

在毫无进展的一个月之后，片子进度开始突飞猛进。

三、为什么说《武汉日夜》实则是一部“伪纪录片”？

“伪纪录片”， 又称“仿纪录片”，

英文名称是mockumentary，也就是mock和documentary的结合。

“伪”往往作为贬义词出现，虚伪、伪善，这让它失去了本来意义：假的。

在伪纪录片里，常常使用历史资料画面或者人物访谈来讨论过去的事件，要不然就是以真实电影的方式去跟拍事件里的当事人。

最常见的伪纪录片，就是一些直播“抓鬼”的恐怖类综艺节目。

就连鼎鼎大名的Discovery频道，也出了的一档《抓鬼行动大队》又称《Ghost Lab》或《鬼魂实验室》的伪纪录片形式的节目。

从某种程度上说，《武汉日夜》也属于这一类。

虽然它的画面都没有经过修饰，只是个别地方用了特效，镜头是真的，但很多东西都是经过有意或无意的篡改的，并不能呈现所有的真实。

就拿最简单的举例，在拍摄的过程中，一些病人、医生是看向镜头的，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在拍摄，所以可能不会表现出最自然的状态。

而采访就更加有种“讲说辞”的意识。

如果被拍的人并不知道你在拍，他不可能做出你想要拍摄的动作，对于拍摄者而言，就可能也开始迷茫自己想要的到底是怎样的镜头。

一旦加入了主观元素，那就不可能完全反映出真实。

但这不重要。当我们看到那些镜头，那些画面，很少有人能去揣测是否是真的，因为过去的一年里，我们身边发生了太多的不可思议，相信美好和希望，也不是一件坏事。

伊文思说过：当代纪录片的趋势是，故事片向纪录片靠拢，纪录片向故事片靠拢。于是，故事片与纪录片界限的日益模糊，成为当代电影的一大特征。

四、曹金玲的“方法论”

学戏剧理论出身的曹金玲虽说已经攻读到了博士学位，但导演经验很少。

她坦言：“《武汉日夜》这是我做导演后的第二部电影，第一部纪录片。出品方找我来时，我还问，你们确定要找我吗？我之前没有在这方面的经验，他们非常笃定。我唯有运用所有学过的知识，和团队合作，竭尽全力去把这部电影做好。”

在创作中，她还是很“学院派”，用到了自己所学一切知识。

她深知创造一个好的电影作品，首要的就是搭好故事架构。而在这方面，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学过的三种剧作法：“情境论”，“序列编剧法”和“节拍编剧法”。

这都是什么神仙技法，有兴趣的老铁们请自行百度。

此外，她还请到了我的女神周迅来唱片尾曲。

在谈到创新工作方式上，她兴奋地说：

“第一次和制片方创作思路时，我们带着一个很大的题板，上面贴满了纸片，每一个情节都写在这些纸片上，先做“Paper cut（卡片剪辑），如果说哪个情节有偏差，那我们马上就撤下来再换一批，或者换一种组合方式。这个过程提高了效率，节省了不少时间。”

谈到拍摄中遇到的困难，曹金玲似乎打开了话匣子，看得出这部片子是很多人“拼命”的成果。

拍摄人员要进到重污染区，在拍摄中，一些人拍着拍着就“没”了，一些人拍着拍着就开始拒绝拍摄，导致许多素材遭遇“烂尾”。

在医院里很多素材的现场声音都不太可用，因为没有麦克风，机头麦也包在保鲜膜里。

衣服摩擦的声音、摄影机的声响都混杂在一起。这样的素材是不可能在院线上放的，即便是降噪之后也就勉强做到电视播放的标准。

团队去到医院，把病房里各种医疗器械的声音重新做了采集。

“现在观众看到的成片，完全符合5.1电影声道的标准。”曹金玲一脸自信地说。

如我所料，《武汉日夜》的评分从8分掉到了7.7分，

很多人在评论里说，这部片子不应该只有8分，

也有很多人说，它连一分都不值。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在如今的这个世界，悲欢这两个字都显得有些廉价，

有的人宁可为荧屏里的人物掉眼泪，却不肯为身边的人展开胸怀，

我想，这可能也是曹金玲不愿意赚取观众眼泪的缘由吧！